周国平
编者语：我们常常感叹命运，但所谓的平历命运，好像是尽岁减少我们人生中很多个不经意的选择造成的。而我们的月涤每一个选择，到底是年心我们的自由意志呢，还是周国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推动？
这本《三点一刻：生命旅程中的那些选择》以采访的方式谈论“人生旅途中的那些选择”，采访的平历对象有作家，有设计师，尽岁减少也有生活家。月涤每一个人在人生某些时刻做出自己的年心选择，因而有了不同的周国人生。
每个人对于人生的平历理解，对于选择的尽岁减少理解，并不相同，月涤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。年心作者蜜思鲁透过这样的采访，于对话之中，不仅仅是观看别人的戏剧，更多的，应该是在观照自己的内心和生活。
周国平：历尽岁月涤荡，不减少年心性
简介：周国平，著名学者、作家、哲学家。他的文章不是学术式地抽象解构，也不是传记式地英雄谱曲，而是一篇篇经过岁月涤荡的心灵独白。他的散文，就像迷雾中一束探照的光芒，读者可以顺着他的思路去推敲，勾勒出将来那个未知的自我该有的样子。
二十年前的我，在北大南门的小书店里，翻开了他的散文集《各自的朝圣路》。读着读着便陷入惊喜，生命、性情、独处、坚守……这些词带着爆裂的能量撞击着我的思绪。他的文章不是学术式地抽象解构，也不是传记式地英雄谱曲，而是一篇篇经过岁月涤荡的心灵独白。有关那一天的记忆，我只记得时光消遁，周遭隐去，文字连接起隔空的声筒，让我可以与他遥遥对谈。
未承想，多年后我会走进他的书房，像朋友一样，回溯那些带着生命能量的词汇，只不过每个词的背后已附上我的感知和曾经求证的时间轨迹。和国平老师的相处有如朋友式的宽松。他实在是一个没什么年龄感的人，甚至在他的神态里还常能捕捉到与年龄不搭的“少年感”。
他送过我一本心灵自传《岁月与性情》。自序中谈道，不仅是旁人，甚至连他自己也常常意外自己的年龄。可作为一个为“死亡”这件大事提前二三十年“整理行装”，一点点去记述的作家，又怎会真正忘记时间的流逝！推敲原因，如果非得总结的话，他说要有活出真性情的品格，以及与内心相应的诚实，这才是他无比看重的。
送我这本书是因为某次谈话间我突然问道：“您有那种一生受益的朋友吗？”他神色略怔了一下，笃定地答我：“有啊，郭世英。”然后回身在书架上翻找出这本书递给我，“你想了解的话，有空可以看看。”
那天晚上，蜷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，“北大岁月”“农村十年”……我的神经是绷紧的。五十年前的历史通过这样的私人视角排山倒海般倾尽于前。失去挚友的痛，埋首农场的迷惘，在精神本能和现实之间寂静地思考……这一幕幕在我眼前联结成画面。
学者的外表，平静达观。我惊叹他如何能将历经洪流后的沧桑平复如水。前段时间，我出差，早上听蜻蜓FM，刚好点到国平老师的“大师小课”——“两个小时听懂尼采”——尼采曾经那些惊人之语，竟无比精准地预言了一百多年后的现实。哲学家的思考跨越了时代，在纷纷扰扰的世事中穷尽力气去阐释人类生存的完整意义，也正是这种求索救赎了自己。
在音频节目的发刊词中，他感叹道：三十年过去，他这一代的学人已经步入中老年。但与人相比，时代似乎老得更快。“鸷鸟不群”，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饱含激情地疾呼，而作为翻译了大量尼采著作的哲学家，他的孤勇却是摈弃了冰冷的架构，将哲思埋藏在世间的脉脉常情中。
守望内心的“孤独”思考者
L 在您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里，我发现有一些高频词语，例如孤独、距离、真实、爱、女性……您是怎么寻找这些命题的？
Z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，我没有刻意寻找过。这些命题对我而言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如果缺少了这些东西，生活可能会乏味许多。
L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，生活节奏过快，很多人觉得人情淡薄，常有孤独的感觉。在您读大学的60年代，孤独感又是来自哪里呢？
Z 这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，我天生需要孤独。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杂乱的外部世界里，很容易被外界信息裹挟，没头没脑参与进去，很少考虑我是谁，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。
我对大众一拥而上追捧的东西都本能地排斥，因为我觉得它会把我那么看重的自我给湮灭掉，所以一直都很警惕。对我而言，一个人独自看一本书，想一些事情，才是最舒服的状态。现在时代变了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在被外界的东西裹挟着走，不同的只是这些东西的内容，而那种被潮流裹挟的状态一点都没有变。
L 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“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，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”。我身边确实有很多女性从您的作品中受益很多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Z 我觉得这话其实是带有调侃性质的，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原因，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。我在情感方面比较细腻，会把自己体会到的东西，用尽可能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一般人都认为女性情感细腻，男性相对粗犷一些，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的。我从小就比较内向、害羞，甚至有点人际交往障碍，在陌生人面前经常讲不出话来，所以与人深入交流的机会不多。
一个人的生活中有可以交流的人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，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向前发展。但是我没那么好的运气，一直到进大学之前，我都没有这样可以深入交流的伙伴。没人交流怎么办？我就自己多想一点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写作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件我要去做、我要去追求的事情，而是我生命的需要。我不写，没有办法把窝在心里的东西释放出来，而且写作也能帮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。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——自己一个人思考和写点东西。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发表，那个时候也不能发表。
L 所以您后来发表的文章是不是很多都是以前写的？
Z 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在广西山沟里待了十来年。那段时间我在县宣传部当理论干事，周围的人都重视搞关系，大家打成一片，只有我喜欢下班后关起门来，自己看书、写东西，以至于我的领导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清高、孤傲的知识分子，身上有一堆改不了的臭毛病。后来别人都升迁了，我却从县机关被下放。这实际上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、生存状态——从不间断地对自己内心作反省和分析。写作的时候，内心的那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出来。回到北京以后，我开始发表作品。从引起的共鸣来看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需要这个东西。
L 当时您在广西下放的时候，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受挫感吗？
Z 我说的下放，实际上是被分配到一个县委党校。工作单位在乡间的一片荒原上，只有几间破房子，人很少，一个校长，两个教员——我和一名天津下放的中学老师，还有一个炊事员、一个会计。就这么几个人，成年累月在荒无人烟的破房子里过日子。那时候除了偶尔出去讲课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没事干的。我本来就不留恋县城里的生活，所以也乐得自在。我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很少，生活很简单，当时只不过更简单了一点，这个我真的是不在乎的，而且我有了大量看书的时间。
我原本的写作底子挺薄的。在北大的六年，前两年都是基础课，第三、四年都在农村搞“四清运动”了，然后到第四年结束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又开始了，所以六年里面其实只有两年时间在学习，看的书非常有限。到了广西那个地方以后，其实一开始也找不到书，只有宣传部里那两个书柜的学习材料，一套《马恩全集》，一套《列宁全集》，39卷，我全部读完了。所以后来回北京读研究生，赶上国内学术界争论人道主义问题，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，这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。
历尽千帆，仍是少年
L 无论是北大时期，还是在广西那些年，其实都很惊心动魄，但是您却可以“片叶不沾身”地独坐书屋把该看的书看完。而到了90年代，大家开始追求经济，知识分子一下子被边缘化，您却成了知名散文家。如今，知识付费时代到来，我们又可以听到您的课程。“随缘顺性”这个词淋漓尽致地在您身上展现，实际上这需要强大的精神来支撑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您是怎么做到的。
Z 这个时代，我要发挥什么作用？时代变了，我还要发挥什么作用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定位，我觉得这种定位很可笑，很投机！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东西一直都是内心天性的东西，它是有一条轨道的。我喜欢读书，喜欢写作，这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哪怕是文化专制时期的北大，或是在精神贫乏的广西环境下，我都觉得不是问题。在任何一个环境里，一个人思想的自由、阅读的自由是剥夺不了的。
L 在我的印象中，您的作品感性、细腻又充满力量，总是对女性抱持友好的态度。但是几年前您也曾遭受女权主义者的抨击，这是您未曾料想的吧！您觉得当下女性形象的演进方向是背离自然还是超越过去？
Z 友好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个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因为我不是女性，很多感受还是出于男性视角的，但是我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东西说出来了。讲到女权主义，我觉得实际上男女平等问题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，大自然规定的东西都是平等的，是社会让它不平等。从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十年的新时代来看，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因素已经很弱了，甚至某些方面还有一点阴盛阳衰了，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没有必要格外强调女权。
所以，当被女权主义者集体抨击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蒙了。看到几千条激烈的言论，我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删掉，结果她们骂得更凶了。所以我索性不删了，也不看了，等事态平息下来，才写了一篇文章集中回应。实际上在那场风波里，我被抨击的文字是20年前出版的作品里的，以前从来没引起过争议。我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我觉得大自然的安排是对的，男女需要平等，但是这种平等是建立在每个人尊重自己的个性基础上的。女人与女人也不一样，选择应该是多元的。你要当什么样的女人，没有唯一的样板，不能因为你认为那是保守的、传统的、男权主义的，就强迫别人摒弃自己的选择。
L 对应于女性形象的变化，其实这几年对男性形象的定义也是社会热议话题。冯唐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中年男人的“油腻”，与之对应的另一个词语就是“少年感”。经历如此之多，我在您身上看到的仍然是少年感。您自己也在自述中说过，“性情上还是那个敏感又淡泊的少年”。您怎样看“油腻”与“少年感”背后男性对自身的自觉和期许？
Z 我觉得对任何人都一样，能够有一个好的、向上的心态，人生才有意义。我曾经写过“我最陌生的词是‘老’，最熟悉的词是‘死’”。死的问题我经常考虑，老的问题我从不考虑，到真正感觉到自己老的时候，那就认老呗，但是现在我没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一个人热爱生活，同时又有自己喜欢的事业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状态。当然总有一天你会衰老到无法做自己的事业，到那时你可能面对周围活泼的生命状态，会感受到隔膜。迟早会有那一天，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前去想那个问题呢？没有必要。
L 我最近刚好连着看了几个人在80多岁的时候写的书，查理·芒格、钱穆、杨绛。我觉得当生命逼近80岁的时候，刚好是一个总结性的时期。如果您80岁的时候写一本书，会是什么样的？
Z 这个我现在很难预测。杨绛先生《走到人生边上》首发的时候，刚好是我写的推荐语。她看完以后回复了两个字——“知我”。我觉得我跟杨绛有一点不同，她是一个文学家，一个作家，她的小说也好，记叙散文也好，都是很善于冷眼旁观，非常理性地观察和刻画人性。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实际上是她对人生做的一个总体性思考，很深刻，也很诚恳。
她为了写这本书，还专门去翻译了柏拉图写苏格拉底的《斐多》，看苏格拉底面对人生、面对死亡的态度。对她来说，这是生命最后的绝唱，但同时也是她的全新视角，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人生。可能跟学哲学有关系，我从开始写作，始终都是从总体的视角去看人生，所以我可能到最后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。我觉得人应该始终保持两面：有激情，又理性。
痴情的父亲
L 您在自述里讲过，您是一个痴情的父亲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“女儿奴”。您当时为什么会用“痴情”这个词呢？
Z 我觉得这个词很准确。我很喜欢小孩，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陪他们玩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。哪怕写作任务都往后推，我也无所谓。
L 所以在您的概念里，完全没有为孩子牺牲什么的想法。
Z 我觉得自己赚到了。跟孩子相处的时光，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。在孩子面前，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回到纯真状态。跟面对社会上的人，需要时不时地戴上面具的状态相比，孩子会让你回到相对动物性的状态。当做人做得累了，这种感觉非常美好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幼年时代都没有什么记忆，但是当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在陪伴一个幼儿慢慢成长的过程中，看到的那种生长的情景是非常灿烂的，是一个特别好的风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实际上重新经历了一次幼年时代。
L 在我的记忆里，教育的普遍焦虑一直存在。经济发展、生活向好，又加剧了这种焦虑。您觉得是什么让父母和孩子在教育的理想和现实间拉扯？作为父母，正确的角度和合理的预期应该是什么？
Z 我们没有必要让孩子重复自己，也没有必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。我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，就是孩子是另一个灵魂。他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，但是他的灵魂不是父母赋予的。这个灵魂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展现出来，会走什么样的路，你完全不知道，也支配不了。现在很多父母非常焦虑，把孩子盯得很紧。我反倒觉得，适当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真正的智慧。
比如我儿子小学的时候玩性特别大，不喜欢学习。但是上了初中以后，他改变了很多，原来对作业的厌烦情绪没有了，也开始变得爱读书。从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到全套金庸作品，虽然很多都是休闲类的小说，但是他从中找到了读书的乐趣。我觉得这种感觉他以后也能在其他书中找到，所以我不担心。一个孩子，有灵活的头脑，有思考的能力，同时又爱读书，就可以了。
本文摘自《三点一刻：生命旅程中的那些选择》
新书上市
生命是一场冒险。
本书收录了作者与20位“勇敢者”的深度访谈
追随内心的选择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！
作者简介：蜜思鲁，原名鲁宁馨，80后，生于江南，长于羊城，求学于北京、伦敦两地。拥有白羊座的阳光和好奇心，也有金牛座的务实和理性。从金融到互联网，再到聚焦文化与生活方式领域，作者十多年的创业历程既是求知，也是修心。现为广州唐宁书店和北京万物矩阵创始人兼CEO。在成长过程中深感从良师益友的分享里获益良多。